近年来随着民间把传统文化中的“七夕节”过成了“中国情人节”，每年到这时节，都有不少论证七夕节并非情人节的文章见诸报端，民间的欢度佳节与学者的“痛心”并行不悖，演出了一台当代民俗演变的活剧。前贤往往就七夕故事、习俗的传统性及其本土特质进行讨论，在笔者看来，从最初的记载到后代的演变，七夕故事处处透露着西域文化对中原文化渗透的印迹。对于七夕民俗“西化”，我们是否有另一种视角和平常心看待，相信读者阅罢本文，也会有自己的结论。

近代人认为，七月七日的七夕节与牛郎织女密不可分、互为一体，其实它们最终结合在一起并非一天两天，而是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化。首先，七月七日有其独立的含义。把七月七日放在中国传统节日的谱系中，就会发现一月一元旦、三月三上巳、五月五端午、七月七七夕、九月九重阳的序列。《周易》以一三五七九为阳数，二四六八十为阴数。上古以七月七日为良日，源于上古时代人们对数字“七”的神秘信仰，古代东西方文明如中国、印度、巴比伦等，都将水金火木土五大行星与日月并列，合称七曜。两河流域将其加以循环祭拜，形成我们现在所用的一周七天的制度，基督教则有七天创造世界的神话。因其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古代还赋予此数生殖、收获等含义。《黄帝内经》讲“女子七七为节”，就是从初次月经至末次月经的生育视角予以看待，体现了“七”与生育力的关系。晋代周处的《风土记》中记载了上古七夕习俗：“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珍”，是以喝粥庆祝七月黍子成熟，则体现了“七”的收获之义。所以，“七”“七月七日”是有其自身来历和意义的。

当七月七日作为情人相会的日子，那天的男女主角竟然不是牛郎和织女，第一对过节的竟然是刘邦和戚夫人，他们约会时的“背景音乐”乃是西域乐曲，此情此景读者不妨尽情想象一下。在汉武帝之前，史书上并没有见到隆重庆祝这一节日的记载，七夕习俗起源的种种传说，都与汉武帝有关。《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野史均记载这一天是汉武帝诞辰，有西王母与汉武帝于七月七日相会的传说。西王母最早是出现在周穆王西行的传说中，不单《穆天子传》《今本竹书纪年》《列子》《山海经》等今人认为不可考的古书中有记载，连《史记·赵世家》《大戴礼记》等正史正经中都有提及。值得注意的是，据今人考证，西王母的原型是西域帕米尔地区的一位女性君主或者女神，这一传说的起源与西域塞种文化有密切联系。所以汉武帝会见西王母的传说，显然和张骞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时代背景有关。如果说汉武帝与西王母的故事还有些隐晦深邃的话，关于汉代宫廷的另一条记载则明确点出了七夕与西域文化的关系。那位因为被吕后做成了“人彘”而名留史册的汉高祖宠妃——戚夫人，东晋葛洪辑抄的《西京杂记》中说她与刘邦在七夕，来到宫中的百子池，奏起于阗乐，二人以五色丝线相连，称之为“相连爱”。如果这件事真实发生过，戚夫人和刘邦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第一对过“中国情人节”——七夕的情侣了。当然，史学界普遍认为汉代了解于阗国是汉武帝时代的事情，这条记载并不可信，但它毕竟透露了重要的文化信息，显然七夕节有浓厚的西域色彩。以上两条研究者称为关于七夕习俗的最早记载，与“牛郎织女”无关，却与西域、与情侣有关，确实是值得玩味的现象。

七夕日与牛郎织女故事的结缘，就要等到魏晋时代之后了。“牛郎织女”传说起源很早，确实是地地道道的本土原创。牛郎织女是银河两侧两颗明亮的恒星“牵牛星”与“织女星”的人格化。夏季东南方星空中，由天琴座的织女星、天鹅座的天津四及天鹰座的牵牛星（河鼓二）组成了“夏季大三角”，即使在城市夜晚，不容易看到星空的时候，都很容易发现他们的存在。银河则缓缓从三角中流过，自古给诗人们带来无限遐想。最早在《诗经·小雅》中就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的诗句，更为著名的，是汉代《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可见，牛郎织女二神为银河阻隔不能相见的故事，此时已经成型了。至于牛郎织女故事与七夕最终勾连在一起，《文选》中《洛神赋》的注释引曹植《九咏》的注释：“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牵牛织女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为什么选择七月七日为二神相会之日呢，古人未有记载，笔者揣测，其中一个原因是上文说的这一节日与生育有关，与情人相会有关，自然合适织女牵牛相会。另一原因待下文讨论。

总之，牛郎织女故事中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偷衣”情节到这时候还是没有出现，因为这个情节是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又经过复杂的消化吸收才与本土故事融合在一起的。被本土化的故事里，牛郎在黄牛的建议下偷走织女衣服来让织女嫁给自己，而印度原型故事的结尾仙女拿回天衣后就飞走了，织女却不是自己要走，因为每年都要相聚的牛郎织女的感情很好，不能是被“抢婚”，所以为了对接本土故事，就改编为织女被抓走。牛郎偷衣这个情节，被神话学学者称作天鹅处女型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的主线就是，男子将化作鸟类的神女在洗澡时脱去的羽衣盗走，使其无法飞走，以与该男子婚配的故事。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如今这一故事在世界上各大洲广泛分布，存在上千种版本，并且许多民族都将这一故事类型作为其民族起源神话，在亚欧大陆北方各民族中，这一鸟类往往是天鹅。这一故事最早被记录在印度最早的文献《梨俱吠陀》中，此书成书距今已经三千五百余年，后来在成书年代距今两千六七百年的《百道梵书》中定型为著名的“洪呼王与广延天女故事”。和绝大部分印度故事流入中国的途径一样，这个故事也是通过佛教传播的渠道。它最早被吸收到佛教中，是从大众部分出的说出世部的《大事》一书，此书大约成书在公元前2世纪，远早于中国各个版本同类型故事的写定年代。在中国境内最早流传的故事版本应该是用于阗文翻译的大约成书于公元2世纪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经典《天业譬喻经》中所对应的故事，翻译时间不详，此经亦不存汉译。其后这个故事原型再经由西域传入汉地，最早是三国吴国康僧会汉译的《六度集经·明度无极章第六》里面有节译，更晚的完整版本在唐代义净汉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中。大约90年前，赵景深在《童话学ABC》中将这个故事母题的研究引入中国学术界，学者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中国古籍中挖出了晋代《毛衣女》、唐代敦煌《董永变文》、五代《田昆仑》等故事，为它们接上了印度故事的源头。王青的《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对于西域文化如何影响中国民间故事的问题，有更深入的分析。

接受了牛郎“偷衣娶仙”故事的源头在印度和西域的观念，下面我们再来探讨一下“鹊桥相会”的情节源自何处。讲到鹊桥人们会追溯到东汉应劭《风俗通》中的记载：织女七夕要渡过银河，令喜鹊搭桥，这一天因为搭了鹊桥喜鹊头上的毛都掉光了。《诗经》中也写了不少为江河湖泊水分隔的情侣，但讲到渡河的意象一律都是乘舟。搭桥渡河的思维模式和先秦先民乘舟渡河的思维并不能说完全一致。先民会将银河视作天上流动的河流，西方许多民族却将它称为“路”，希腊语、拉丁语一路翻译至英语都称之为milky way。亚欧大陆许多北方民族，如斯堪的纳维亚人、西伯利亚土著民族等，更直接称银河为“候鸟之路”“天鹅之路”。

再有，七夕所在的公历八月中旬，是立秋之后，此时天气渐冷，也正是西伯利亚候鸟开始南飞、在天上“搭桥渡河”的时节，所以如果此时把鸟的观念引入再合适不过。那么，把七夕加入的“鸟搭桥渡河”桥段看成是从亚欧大陆北方民族借鉴过来的路的观念与本土已有的河水观念的折中移植方案，以及物候现象里南迁的北方候鸟，就解释得通了。于是当那个银河是“候鸟之路”的传说进入中原地区，与牛郎织女分隔银河两岸的本土故事结合，而鹊又是报喜之鸟，代替候鸟，故事就最终定型为搭鹊桥。

可以看出，七夕节日风俗与浪漫故事，内里有太多的西域、北方民族、印度等外来文化因素，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才创造出了这个美好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