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大力倡导德艺双馨，着力培育正风正气，弘扬艺术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进一步营造文艺界见贤思齐、崇德尚艺、奋发有为的良好态势，不断发现、培育和推出当代优秀文艺工作者与文艺界先进典型，中国文联近期启动“艺苑百花”项目。《中国艺术报》特别开设“艺苑百花”专栏，深入挖掘优秀文艺工作者的动人故事，充分展现他们爱党爱国的崇高理想、追求卓越的艺术创造、扎根生活的精彩实践、感人至深的善行义举。“艺苑百花”第十三期，我们推出的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敬请关注。

他常年行走于民间文化田野，扎实深入地开展调研，出版民艺研究著作30余部；他长期从事高等艺术教育，创办中国民艺博物馆，传承传播民族民间文化；他从事艺术创作和设计实践，探索民间艺术语言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发展之路。他就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躬耕田野、执着追求，践行民间文艺工作者坚实而光荣的使命。

日前，潘鲁生接受中国艺术报记者专访，畅谈民间文艺事业发展和理想。

一、为民间文化生活存志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作为其中一个重点项目，于当年2月启动实施。据潘鲁生介绍，“大系”包含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谚语、谜语、民间俗语、民间文学理论12个系列，如今历时两年编纂，首批项目即将出版。

中国艺术报：在互联网时代编纂出版“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潘鲁生：互联网时代为信息展示与传播提供了新的媒介和途径，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但纸质书籍的编纂和出版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是对我们中国民间文学的系统整理和出版，有别于网络即时的、碎片的传播和阅读，是体系化的、为民族民间文化立志存录的整理出版和传播传承工程，也是进一步阅读、研究、传播的重要基础。“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15项内容之一，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此次编纂出版，是中国民协成立六十多年的积累，也是从前辈专家、学者整理发掘和数字化建档的基础上展开的。这次我们延续了过去60多年的成果，延续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领域的经验，集合全国的民间文艺家来做成这件大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是我们中华民族各历史时期人民口头创作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集成，具有突出的“人民性”和经典性。历史上，古人对待名作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今天，我们以严谨专业的编纂出版为民间文化生活存志、为劳动者立传，也有深远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艺术报：目前，“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进展如何？相关成果出版后，如何进一步开展社会转化？

潘鲁生：“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启动以来，已形成包括史诗、神话、故事、长诗等12个门类的总体布局，计划出版总量为1000卷。现在，各省区市都建立了自己的示范卷，首批计划出版12个门类的示范卷，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应该说，“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化的传播过程，对原生态的口头文学等加以整理和刊行，转化为书面形态，促进其传播。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希望通过多样化的渠道、媒介，促进民间文学的传播、传承和再创作。比如编制民间文学的少儿读本。面向少年儿童，精选推荐适宜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其中生动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力、优秀的品德以及民族历史和文化对青少年成长都有积极作用。比如促进民间文学资源的内容产业转化。国际上不少优秀的影视作品都取材于民间史诗、故事、传说等，具有深刻的内涵、鲜活的形象和鲜明的艺术特色。我们有丰富的民间文化宝藏，内容产业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实现创新转化。比如促进民间文学的新创作、新发展。通过“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的出版传播，以及相关研讨和宣传活动，提升人民群众对民间文学创作的自觉性，希望体现当代生活和时代风尚的作品不断涌现、繁荣发展。

中国艺术报：在“大系出版工程”实施过程中，难点主要在哪方面？

潘鲁生：“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目前，主要感觉人才还存在不足。我们也就此建议加强“民间文艺”方面的学科规划和建设，涉及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的学科教育体系，这也关系到我国民间文艺的知识传授、学术研究和相关管理评价。建立系统的人才培养机制，有助于深入培养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的后备军，同时，也有助于健全和深化中国化、本土化的民间文艺理论和方法体系，就我国民间文艺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现实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形成民间文艺的理论阵地。从这个意义上讲，“大系出版工程”也将促进我们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为今后民间文化和民间文艺发展做好人才储备。

二、为民间工艺立言

在“中国民间文学大系”紧锣密鼓实施之际，中国民协还启动了另一重大工程——“中国民间工艺集成”。潘鲁生就此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他认为，民间工艺是综合了生产、生活的活态文化体系，当前，在丰富文创产业内涵、提高生活品质、推动城乡互动与乡村振兴等方面，民间工艺还将释放新的活力，在服务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方面也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艺术报：编纂出版“中国民间工艺集成”的初衷是什么？

潘鲁生：民间工艺既是工艺技术，也是生活的艺术，是我们民族民间的一支活态文脉。历史上，我国的工艺志书主要集中在官营工艺领域，民间工艺很大程度上处于散佚状态，缺乏系统的辑录和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重视发掘整理民间文化，形成了十大集成志书，但还缺少民间工艺的集成。当前，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指引下，中宣部、中国文联非常重视民间工艺研究，在部署“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的同时，又交给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编纂出版“中国民间工艺集成”。一方面是填补我们在民间工艺集成编纂方面的空白，不仅要从文物瑰宝中看到传统工艺和民间工艺，而且要在生产生活当中展现民间工艺的生活价值和艺术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在集成编纂的基础上，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推进民间工艺的传承和转化，在文化传承、设计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项目启动以来，我们对全国各省市区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调研。从调研情况看，民间工艺的分布非常广泛，各地都有非常好的民间工艺资源，但存续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的省份民间工艺品类较为丰富，有的省份相对比较单一。整体上，我们希望做好集成工作，各省既有精编卷本，又有全面搜集和整理存档，不留沧海遗珠之憾。

中国艺术报：如何看待“民艺热”现象？

潘鲁生：“民艺热”是个好现象，专业领域重视研究民艺问题，老百姓热爱民艺产品、民艺作品，只有对民艺的关注、认同以及传承发展的自觉度普遍提升了，传统民艺才有望回归生活舞台的中心，从而发展生活的艺术，不断提升生活的品质。

从专业研究角度看，我们还要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发展中国民艺学。历史上，《考工记》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工艺思想和民艺智慧，从技艺及哲学层面做出系统阐释，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此后，《天工开物》等专著辑录工艺发展盛况，其研究对象、研究类型等与民艺学有很大的关联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先生、钟敬文先生在收集整理民间歌谣的同时，也关注民间美术、民间工艺，阐发民艺的精神文化价值。之后，从延安文艺运动一直到当下，民艺一直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纳入了主流文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张道一先生提出建立民艺学科，在艺术学门类下突出民艺学的主体性，关注和研究民间传统生活方式载体以及民间工艺运用，具有开创性。进入新时代，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指引下，民艺和民艺学研究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坚实的发展使命。

从生产生活的角度看，我们一定要把握民艺的生活属性，使民艺融入当代、回归生活。过去，老百姓编一个篮子自己家用，编两个就送亲戚，编三个就进市场。民艺源于生活日用，也具有生产的、市场的属性，发展为产业也是很正常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导向：第一，民艺首先是“民”之艺，源自生活、源于人民，所回馈和美化的也是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应极端的高档化、奢侈品化，仅面向某种小众娱赏不是我们的发展路线。第二，民艺之“艺”具有原真性，它往往是手工的、个性化的、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我们要保护这种“艺”的价值，既要引导保护其传统特色，传播中华美学精神；也要引导鼓励其与当下生活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在发展中传承文化，开拓广阔的市场。

三、探索民间文艺的时代命题

民艺的保护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切实加强濒危民艺的抢救与保护，续存母本，丰富存量，也要做好传统工艺的活化与发展。潘鲁生表示，保护是基础，传承是关键，创新是必然，衍生是趋势，要扎根当代生活，为民艺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中国艺术报：您对民间文艺的“两创”有什么样的期待？

潘鲁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再次明确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工作方针。这为我国文化建设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文艺工作者提出了重要时代命题。

首先从辩证关系上看，我们必须明确，包括民间文艺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其创新发展是一种必然。文化艺术是创造性的，是活态的，要与时代的需求、人民的需求、生活的需求密切结合起来，融会时代发展的价值导向，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就此要进行转化和发展。以民艺为例，要考虑推进以当代设计观念创新转化传统民艺样式，以当代设计语言创新转化民艺内容，以当代设计创意产业创新转化有关民艺产业，以品牌设计创新转化传统手工艺等代工机制，创造具有生活实用价值及美学意义的作品产品，激发创造活力。

进而从工作方法上看，我们要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如果失去了人民的需要，失去了生活的主题，我想这种转换将是空泛的，此外仅仅从学术层面去推广也是不够的，一定要回归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以民间文艺为例，就是要扎根民间生活，关注老百姓需要什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什么，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用多姿多彩的民艺活动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我们也要做好生产性民间文化资源的转化应用，与文化创意产业结合、与体验经济结合，做好文化富民、文化脱贫。

中国艺术报：民间文化生态有什么变化？

潘鲁生：文化是一个生态系统，变迁发展、新陈代谢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要客观地加以认识。比如随着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往民间文化口传心授的传承和传播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发生改变，经验总结加强了，理论研究加深了，有些内容甚至进入了专业教学体系，这与以往自发的社会传承是有区别的，还有传统的口头文学改变了传播媒介，借助多元化的信息媒介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再比如过去不少传统手工艺具有民俗性，主要应用在民俗活动中，现在可能拓展为家居饰品、礼品纪念品，应用领域、制作领域更加广泛了。文艺具有时代性，我们要立足现实，客观全面去认识。今年“两会”，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文艺界社科界政协委员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要进一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认识文艺培根铸魂的重要意义，把握新时代的文艺使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提高文艺的创作质量，做到敬业修德、引领风尚，在文化生态变迁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艺术报：您认为，当前，学校教育对民间艺术的传承有哪些优势？

潘鲁生：历史上，民间艺术传承主要有三个层面：家庭传承、行业传承和社会传承。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学校教育也成为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和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知识体系构成的角度看，学校教育有助于完善和深化民间艺术的知识理论体系，使过去主要处于经验的、默识的技艺等得到体系化的总结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民间文化艺术自发状态下自生自灭、人亡艺绝的悲剧。从传承传播影响的角度看，学校教育有助于扩大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传播范围，使之成为国民素养的组成部分，而不只是专业群体的生计本领。这是学校教育在民艺传承方面的主要优势。

同时，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历史上主要传承机制的内在特点，尊重和遵循民间艺术的发展规律。具体在学校教育中，要重视民间艺术在艺术院校、职业院校的发展。比如在传统工艺领域，要重视设立作坊，作坊既不是工科的实验室，也不是艺术家的工作室，是传承了作坊师承规律和工匠精神的教学空间和模式。老师手把手的教，学生必须通过手的劳作才能深刻体会，学校教育里也要重视经验传承的规律。

中国艺术报：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对传统村落保护有怎样的意义？

潘鲁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包括传统村落在内的广大乡村，很大程度上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流动以及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变化带来的改变甚至冲击，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从价值判断、文化认同以及措施导向等方面做出了定位和部署，提出了乡村文明发展的中国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引领人们认识乡村的价值，有助于从根本上促进传统村落保护。从“城乡等值”的意义上看，要消除城乡差距的重点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生活便利等方面，而非简单地以城市文化模式“同化”农村，不能忽视乡村文化特色和历史积淀。对于传统村落而言，保护的首先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文化的载体、文化的特色，有助于避免利益驱动下的开发和破坏。

乡村振兴战略树立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引导我们从生产生活出发保护传统村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在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从根本上说是振兴发展乡村的生产生活。对于传统村落保护来说尤其要把握生产生活这个根本，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空心化”“景观化”。

乡村振兴战略将促进人才、资金流向乡村，将激发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内生动力。比如文化精英等回归乡村，有助于对空壳空巢的村落进行内容补济，有助于盘活村落文化资源，激活村落文化的活力，提振村落的文化面貌，即促进乡村文明再生发展。

总之，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体现了对乡村历史地位和意义的定位、对乡村发展现实的研判和把握以及对未来乡村发展的战略性规划，既在于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更将守护中华民族的乡村文明之根，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四、坚守民艺事业的初心

自青少年时代在工艺美术公司担任设计员起，潘鲁生就走上了民艺与设计之路。谈及这份坚守，潘鲁生说：“世间千行万行，十分庆幸，能与民艺结缘。民艺是生活的艺术，是人民的艺术，有我们民族的匠心文脉和生活记忆。守护传承，创新发展，就是不断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中国艺术报：您几十年坚持民艺研究、保护和教学，是不是有一种特别深的情结？

潘鲁生：我从十几岁就接触传统工艺，对传统图案的构成法则和装饰趣味很痴迷，而且民间工艺文化与家乡的风土人情水乳交融，在耳濡目染的生活体验里我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之后从艺求学，在民艺研究上找到了自己的专业追求。应该说，民艺是大众群体的创造，是民族的母亲艺术，涵盖生产劳动、衣食住行、人生礼仪、节日风俗和艺术生活，既是艺术之源，也是艺术之流，包含我们民族民间文化的基础和矿藏。能够与民艺结缘，在大学教书，从事民艺研究，又在中国民协做具体的服务工作，职业、事业和专业是相吻合的，我感觉很幸福。

中国艺术报：作为一名研究者，哪些治学理念对您影响较大？

潘鲁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中国美术史》编辑部做资料工作，王朝闻先生是总主编。当时王老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不要看不起资料员的工作，资料收集的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上世纪九十年代做博士论文时，张道一先生一直让我下到田野，说论文的框架出来之后要下到民间去，去体味感受民艺学科当中所涉及的衣食住行，回到生活的原点、生活的空间去研究你的民艺学课题。王朝闻先生、张道一先生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这是一种治学的方法，也是治学的精神，通过田野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从鲜活的生产生活出发去研究民间文化艺术的命题，不囿于书斋，不作本本主义，从生活出发，向艺人学习，始终保持开放的视野和心态，扎实求索。

中国艺术报：作为一名艺术家，汲取民艺的传统元素展开当代艺术创作，您有怎样的体会？

潘鲁生：民艺造物是对生活之美的创造，民艺中包含一个丰沛的精神世界，体现了一种美学观。我们的艺术创作要从中汲取养分。比如传统器用的形态、材质、纹饰、色彩，是有匠心，有境界，有情感寄托的。我感觉它们不只是传统的历史的，也是当下的，你用当代艺术家的思维或者审美去观照它的时候，这种物象、意象就可能化为创作的源动力。由此实现的不是复制拷贝，而是精神上的共鸣和传承。我们期待更多的当代艺术家从中华民族民间造型艺术中汲取价值和意义。如果说历史上传统民艺是一个民族、一方人群人生经验和生活文化的积累，反映了漫长历史进程中民族文化艺术的创造，那么，当代的艺术创作也应有生活的基础、精神的根脉，实现民族的文化创造，服务人民生活。

中国艺术报：中外文化交流对于民间文艺发展有哪些启发？

潘鲁生：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我有一个特别鲜明的感受，就是民间文艺发展要有生活基础。比如在耶路撒冷和布达佩斯等地举办的民间手工艺国际艺术节中，传统工艺的生活味道很足，它们没有脱离生活，不是一味地去欣赏，而是强调生活应用，特别有活力、有特色。这一点是我们要深入思考和关注的，民间工艺如果主要向欣赏领域发展，缺乏生活应用，可能会失去生活的源头，其生存能力和今后的传播能力可能就会逐步削弱。民间工艺要回归民间生活本身，才是正确的发展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的“时代性”和“人民性”，强调扎根生活、服务人民，我们要深刻领会，深入贯彻和践行。民间文艺只有扎根在民间生活的沃土中、依托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