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馗信仰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形象被认为是“人、神、鬼”的复合体，其神格有时是驱疫逐鬼的鬼王，被视为宅神供奉；有时又代表了福神、财神。因此钟馗和民众的生活最为接近和最为亲近，甚至有《钟馗嫁妹》一类的戏剧上演，深得民众的喜爱。
钟馗信仰源远流长，自唐代以后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附会了优美的民间传说。正如宋·沈括《补笔谈》中记载的：禁中旧有吴道子画钟馗，卷首有唐人题记曰：明皇开元，讲武骊山，还宫痁作，将逾月。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鼻，屦一足，跣一足，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鞹双足，捉其小者，刳目而啖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曰：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梦觉，痁若顿瘳，而体益壮。乃召画工吴道子，告之以梦曰：试为联如梦图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以进。上大悦，劳之百金，批告天下。沈括认为，从钟馗画的题记看似始于唐开元年间，但是钟馗信仰由来已久，而且传说中后魏有李钟馗，隋将有乔钟馗、杨钟馗等，名称上的变化也很多，如钟葵、终葵等。
钟馗信仰流行于全国各地，唯以江南为胜。春节时钟馗是门神，端午时钟馗是“斩五毒”的天师。钟馗是中国传统诸神中唯一的万应之神，要福得福，要财得财，有求必应。
中国民间的造神习俗，大都起源于巫术信仰和道教信仰，钟馗文化的形成也是如此。是中国巫文化的沃土培养了钟馗信仰，使之绵延不绝。所以要了解钟馗信仰的本质特征，不能不对中国巫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所了解。
笔者曾经写过《傩文化刍议》（《傩戏论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中国傩文化的民俗学思考》（台湾《民俗曲艺·中国傩戏·傩文化专集》、1990）、《中国的面具文化》（台湾《哲学与文化》22卷第5期，1995.5）等文，发表在大陆和台湾的杂志上，主要论述傩文化的巫术性质。巫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巫文化又是一切现代文明的源头。现代文明，追本溯源无不和巫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老的天文、历算、医疗、文字、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无不渗透着巫文化的影响。而巫文化的传承者巫师，实际上掌握着民间全部文化知识。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巫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融合各种信仰观念，不断产生嬗变，最后形成自己独特的体系和分布。在《中国的面具文化》一文中，曾介绍过中国无文化从地域上划分，主要是北方的萨满文化和南方的傩文化。萨满文化主要传承在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中。中国东北地区满族萨满信仰一直保持着原始面貌，很少受到其他宗教信仰的影响：而有些民族的萨满信仰则因为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产生了变化，如蒙古族原来笃信萨满，后随着西藏喇嘛教传入，民间的萨满信仰，有一部分逐渐和佛教习俗相结合；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原来也曾信仰萨满，后来由于信奉伊斯兰教，原有的萨满信仰遂被伊斯兰教所取代。现在只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民间生活中，留下部分与伊斯兰教习俗相结合的萨满信仰遗迹。由此看来，萨满曾是中国北方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普遍信仰。决定这一信仰的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是这些民族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居住在北方地区的大部分民族，以往过着森林狩猎、渔猎、游牧和半农半牧生活；在社会结构上，又大都是氏族、部落式群体。萨满，作为氏族和部落的保护神，自然得到普遍的信奉。
其次是中国南方的傩文化。它不仅是巫文化的一种，而且以戏剧的形式传承于中国南方广大地区。傩，原是一种“驱鬼逐疫”的巫术行为。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代，这种“驱鬼逐疫”的巫术活动，上至宫廷，下至民间普遍举行。当时的傩分为两种：宫廷举行的傩仪称为“国傩”，民间举行的傩仪叫“乡人傩”。傩仪的形式非常简单，由一位叫做方相氏的巫师，戴着面具，率领其他戴面具的，被称为“十二兽”或“十二神”的人物，在宫廷的各个角落驱鬼逐疫。这种仪式到了汉代以后，达到鼎盛时期，形成宫廷内定期举行的一套完整礼仪，一直延续到宋代。不过唐宋以后，古老的傩仪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傩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祭祀仪式，古老傩仪中起主要作用的巫师方相氏，渐渐被面具代表的神灵和世俗人物所代替。傩仪逐渐由祭祀活动转化为简单的戏剧表演，这就是大家所说的面具戏(傩戏)。在南宋长达150多年的历史中，原来产生和形成于中原地区的傩文化，和南方的民间巫术习俗有了充分的结合机会。而在北方由于处于辽、西夏和金的统治之下。这一地区当时被信仰萨满文化的民族所管辖，特别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元王朝建立，北方原有的傩文化，便从宫廷到民间消失殆尽。而在南方地区，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边陲，傩文化却得到稳固地传承。
中国的巫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走了一条由民间到宫廷再到民间的曲折道路。《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傩仪一般大年三十在宫廷举行，称为“大傩”，是国家级的典礼，叫“国傩”。傩有“古傩”和“今傩”之分,唐代以前的傩成为“古傩”，唐以后的傩称为“今傩”。唐代是古傩向今傩转变的关键时期。《新唐书·礼乐志》和唐·段安节的《乐府杂录·驱傩》记载，有唐一代，相关的傩仪，一方面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傩仪和傩祭古礼，另一方面，又进行了许多改革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古傩中原有的神秘、庄严的气氛渐渐淡化，而歌舞和娱乐成分却相应增加。唐代傩仪，最明显地变化是由“祭礼”变为“演礼”。《乐府杂录·驱傩》载：“晦日于紫宸殿前傩，张宫悬乐。太常卿及少卿押乐正到四阁门。丞并太乐署令、鼓吹署令、协律郎并押乐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诸宫于本寺先阅傩，并遍阅诸乐。其日大宴三五署宫，其朝寮家皆上棚观之，百姓亦入看，颇为壮观也。太常卿上此，岁除前一日，于右金吾龙尾道下重阅,即不用乐也。御楼时，于金鸡竿下，打赦鼓一面，钲一面。以五十人，唱色十下，鼓一下，钲以千下。”此种审傩彩排仪式，前代所无。这说明唐代傩仪之中，驱鬼逐疫的主题已变为象征意义，并将先秦至两汉时期的祭礼不折不扣地变为一种演礼。
其次，傩仪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唐中叶以后，创造了另一位驱鬼逐疫的大神钟馗。钟馗的出现使古傩中“玄衣朱裳，黄金四目，执戈扬盾”的方相氏，被其形象所取代。据《唐书·礼乐志》记载，唐代傩仪中还加入了大型乐队，由戴面具，穿皮农、执棒鼓角的人率领，举行驱鬼仪式。宋代以后，方相氏、十二兽、侲子等古傩中的传统角色，在傩仪中完全消失，而由教坊令人扮演钟馗、小妹、土地、社神、将军、门神、判官等，在傩仪进行时，作戏剧表演。这就是今傩的雏形。
宋代，特别是南宋，是中国傩戏的形成时期。南宋在中国南方的统治达150多年之久。这一时期，也是傩仪从宫廷向民间流布的时期。孟元老所著《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了北宋都城开封禁中大傩的情景。古老傩仪中的方相氏，十二兽(又为十二神)、侲子这些角色均已消失，代之以教坊伶人扮演的将军、门神、判官、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
由此可知，钟馗信仰源于巫术。钟馗信仰从一开始就是世俗化的，成为民众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些严肃的场合，比如春节，钟馗被作为门神供奉，和一般门神不同的是它一般贴在单扇门上，而且贴在后门的情况比较普遍；端午节被作为“斩五毒”的天师；其次在一些祭祀场合，则由真人扮演钟馗，比如陕西一带的傩舞“跳钟馗”就是如此。跳钟馗又称闹钟馗，请钟馗，嬉钟馗等，和古代的傩仪相同之处是“跳钟馗”时要戴面具，目的是送孤鸿野鬼。在庙宇落成，社戏开台、新居完工以致结婚、做寿、祭拜天公等场合，主要是通过跳钟馗除煞。其三，钟馗信仰历来得到文人的青睐，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题材。戏剧、雕刻、剪纸、绘画作品中不乏钟馗形象，这在客观上推动了钟馗信仰在民间的传播。其四，钟馗信仰的文化内涵是多种多样的，它所代表的神格各有不同，成为民间祈祥纳福的一种文化符号。在钟馗身上几乎体现了民间一切美好的愿望，福、禄、寿、禧、判、子、妹、文、武、财样样具有，有求必应。所以以钟馗为题材的作品常常被用来作礼品赠送给亲朋好友。如寿送《钟馗祝寿图》；看望病人送《钟馗赐福图》；乔迁之喜送《钟馗镇宅图》等。总之，钟馗形象在民间是一种吉祥符号，这也是钟馗信仰得以传播、传承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