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学习党史是常学常新、常悟常得的过程。为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部署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持之以恒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坚持不懈学党史用党史，不断探索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新形式，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机关党总支特面向协会全体党员干部举办“学党史 悟思想”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征文活动，部分优秀文章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微信公众号和官网上发表，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固本培元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是对我们党紧密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创造性探索出中国革命道路的经验的总结。以往学习党史，比较习惯于从历史发展事件、代表大会、重大战役等外在现象着手，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这一论述，为我们学习党史提供了新角度，即从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角度来学习，这一角度的论述，不仅意味着我们学习党的历史方法从显性的外在的事实掌握过渡到内在的理性掌握，而且包含着一个这样的判断：我们党进行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与党的发展壮大、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具有紧密逻辑关系。
一、完成中国革命的目标，必须有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和理论创造都必须基于社会实践，是对社会实践规律的总结提炼，变成理论话语，再指导实践。它们都是对既有理论的超越。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已经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列宁主义理论，是俄国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成为欠发达、落后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神圣经典。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共识。建党后的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接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多半由有苏联学习和工作经历的人组成，引用马列经典著述以指导中国革命，成为最正常不过的现象。但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完全不同，中国革命是在一个全新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熟读马列经典并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现实问题。这样，要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实现党确定的政治目标，就必须梳理以中国革命的实际为基础、重新探索一条适应中国革命实际的道路，而不能简单地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这一探索，实际上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思想上自觉、在理论上创新创造。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经历了两次重大理论创新
建党初期，我们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理论建设，基本上在苏共专家引导下、遵循苏联模式。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有经典论述；关于中国革命，斯大林发表过《中国革命问题》（1927年）、《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1927年）等文章和《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演说（1927年5月），共产国际发表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26年2月）， “中国革命”问题已有“最高指示”，但是，中国革命却并未成功。经历了从1921年7月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严峻考验和惨痛教训，探索出适应中国现实的革命道路，成为摆在我党面前的责任。遵循现有理论无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党的优秀领导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也才产生了党的第一次理论创新。因此，党的理论创新是服务革命实践需要而展开的。
第一次理论创新的主题围绕中国革命正确道路探索展开。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党的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党对红军的政治领导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一系列主张，开辟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的确，党的六大和1929年6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虽然仍旧以城市为工作重心，但也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1929年9月，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里指出：“统治阶级在乡村力量的薄弱”，红军在农村斗争发展下去，“必将要成为革命高潮的动力之一”。1930年4月，周恩来指出：“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这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同年5月，中央机关报《红旗》发表署名周子敬的来信，明确提出党应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着胜利。这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发动农民参加革命，进行土地斗争，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已经成为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以后党内的基本共识。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集中思考着，他紧密结合湘赣边区革命斗争实际，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即“古田会议决议”，1929年12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以及《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等）、《寻乌调查》等一系列农村调查报告，以这一系列文献开创了对农村革命道路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创新，有力地指导着中央苏区革命发展，带动了全国苏区发展。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后，湘赣、闽浙赣、湘鄂、鄂豫皖、甘陕等根据地相继开辟，形成了中国革命新形势新局面。在这里，毛泽东的理论创新居功至伟。
毛泽东不仅实现了革命理论创新，而且在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完成了中国革命的转向。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第一，准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第二，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是革命壮大的唯一途径；第三，壮大红军，开展武装斗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革命唯一出路；第四，明确党对红军的政治领导，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障；第五，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重心是农村；第六，实行土地改革，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完成的第一次理论创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问题，可以名之曰“中国道路的理论创新”。
第二次重大理论创新围绕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展开，即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性质的党、她的指导思想以及肩负着怎样的政治、思想、组织和军事使命问题。这一次理论创新的背景是抗日战争逐渐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路线，与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之间，也在相互斗争，到王明路线逐渐为全党所认清，毛泽东已经确立在全党的最高领导地位。1938年11月，在六届六中会议上，他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命题。从1939年开始，毛泽东集中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献，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思想原则问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里，他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十八年，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十八年，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阐述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革命阶段性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三篇文献，则系统阐述中国革命必须牢牢扎根在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分别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在上述一系列文献里，系统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现实相结合的观点、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的思想，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体系。这次重大理论创新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与中国革命现实的关系问题，可以简要称之为“党的建设伟大理论创新”。
三、完成党的理论创新，前提是党对中国革命历史和现实性质、规律的准确把握
以毛泽东为代表，我党实现理论创新的现实基础是中国革命历史和实践。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这一百年历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中国革命的现实基础。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里系统阐述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我党建立之间的革命关系，指出要研究党的思想发展，就离不开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系统研究，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革命的现实为中心去研究，不能照搬马恩列斯原著。他在一系列文献里都紧密结合这一历史背景来论述党的历史使命和现实任务，论述不同历史阶段党面临的形势，定位党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
全面了解中国社会，是理论创新的前提。为了了解中国农村，制定党的农村工作政策和方针，毛泽东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他撰写《湖南农村考察报告》，解决农民运动的是与非问题，《中国佃农举例》解决佃农基本情况，《寻乌调查》解决农村富农问题、农村经商问题，《兴国调查》解决的是土地分配问题，获得中国农村基本面貌，《东塘等地调查》和《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解决乡村苏维埃基层工作模式等。这些调查报告，不仅为当时党和红军建立农村根据地提供了详实的材料，获得整体认识，还对研究革命斗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毛泽东从事调查研究的成果，不仅具有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高度，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性，是对中国农村进行社会研究的典范。陈晋认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党内领导层，确实没有哪个像毛泽东那样做过如此深入和多样的社会调查，并从调查中总结出各种各样的中国革命的道理。”《寻乌调查》“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图》的现代文本，让人读出那时的社会关系详情和各阶级的生存面貌，算得上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范本。”探索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引导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缺少对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全面深入了解，由此升华到理论认识高度，是不可能达到的。
四、实现党的理论创新的成功标志
真理需要实践检验并为实践所认可。理论创新是否成为科学真理，同样需要在革命实践中验证。新民主主义时期我们党的两次重大理论创新，其显著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现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集体，是这一理论创新的主导者，也是重要实践者。而中国革命历程则证实了我党理论创新的真理性。
八七会议之后，在中央苏区的示范引领下，湘赣苏区、湘鄂苏区、鄂豫皖苏区、甘陕苏区先后实现武装割据，健全了党组织，壮大了红军队伍，改变了“四一二”事变后革命的低谷局面，党重新明确了革命道路。六届六中全会到延安整风，统一了党的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革命事业蓬勃发展，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党的队伍空前扩大，形成了陕甘宁、晋察冀、华中、山东、晋绥、东北等独立发展而且规模巨大的解放区，壮大的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抗日队伍，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影响深远，在政治上全面压倒国民党，最后在解放战争中打败国民党，解放全国，建立新中国。
前后两次理论创新完全改变了我党初创时期的“洋”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形成了以毛泽东著作为代表的新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及其看待社会现实问题的中国视角和思维方式、表达方式。
党完成理论创新，标志着党从幼年走向成熟，是肩负和完成重大历史使命的政治保证。革命实践造就了革命理论，而革命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理论创新成为我党领导人民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成为发动群众、引导群众和推动全党奋发有为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五、民间文艺工作格局需要理论创新
民间文艺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高度重视民间文艺，强调新民主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而民族形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指的就是民间文艺的形式。自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对民间文艺的高度重视，把对民间文艺的态度作为衡量文艺创作真善美的标准，成为党制定文艺政策、从事批评和鉴赏的重要原则。党的民间文艺工作以现实为基础、以学术为引领，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随着民间文艺现实的发展，对传统的工作方式也提出了严峻挑战，例如中国社会向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转型的背景、中华文化自信更为坚定的文化背景、民间文艺生态的变化、新的民间文艺现象层出不穷、民间文艺理论谱系更新等等，迫切需要党的民间文艺工作适应和引领这一变化的实际，迫切需要民间文艺工作有理论创新思维。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缺乏理论创新精神，就不能够适应民间文艺现实的发展变化，就将落后于现实，成为阻碍。我们要认真学习体会党的理论创新历史，从中吸取力量，为民间文艺工作适应和引领现实，完成党和国家部署的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努力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