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夏日，我在平顶山市河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博览会上首次见到倪宝诚先生。他优雅而彬彬有礼的举止、博识而逻辑周延的谈吐，特别是隐藏在他眉宇间卓尔不群的书卷气，构成一种磁性的吸力，在我心中产生了异样的涌动。此后交往日深，渐渐地感知到他为而不争的学者风范、与人为善的人生态度，特别是他无论遇到何种挫折、磨难和诱惑而始终不改其志，为民间美术研究投入全部生命和热情的坚强意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我少小的时代，曾遇到过一位学究式的老师，常给我讲宇宙之浩瀚，个人之渺小，自然之无垠，人生之苦短，告诫我要一辈子心无旁骛做好一件事，打一眼事业的深井，才能把短暂生命的意义发挥到无限。从此以后，我便做起了作家梦，尽管这个梦想在当时显得那么遥远和飘渺。及至长大成人，才发现个人道路的选择余地是十分有限的，人生道路其实是由“组织”安排的，自己未必能完全做主。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选择的空间大大拓展，但社会的各种诱惑又熙熙攘攘、五光十色起来，要拒绝眼前的浮名，而去追逐一个新的未知目标确实很难。由于缺少那一份从容和淡定，缺少那一份敢于改变自己的果敢和定力，我始终没有打成那一眼文学的深井，以至于至今对自己的人生仍不敢去逼视，甚至怀疑自己的那个梦是否真的存在过，因为那个梦早已在繁琐俗务的石磨里被研成齑粉。如今只剩下沮丧和落寞，证明着自己心理文化方式的错误。
当我突然遇到倪宝诚，便仿佛遇到了我多年前就已十分熟悉的朋友一般，立即十分亲近起来。
这个朋友在我心目中是崇高的，尽管他从事的是最不为人注重的行当。人类历史是一部崇拜“英雄”的历史，龙争虎斗、战争杀戮、谋略权术，提起他们，人们便因为震慑而两眼炯炯有光。人们往往不容易想到，社会仅仅有他们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支撑庞大人类社会的毕竟还是芸芸众生。社会最终需要的还是那些种粮、织布、盖房的人，那些做工、从医、经商的人，那些研究历史、创造文化的人，这才是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存在方式。为人类需要穷其一生而出类拔萃的人，其实都是崇高的，我认为倪宝诚正是这种普通而又不普通的人。
倪宝诚是幸运的，因为他就职的单位与他个人的挚爱高度契合。在这里我们不妨叙述一下他个人的简历：1950年他在原平原省文化局美术科供职；1954年调河南人民出版社任美编；1974年调河南省文化厅美术、摄影展览办公室任展览组组长；1975年调河南省群众艺术馆任美编、美术部主任、研究员至退休。
如果单单看这一串履历表，未免干燥而无味，但其不同凡俗之处就在于只有他能够将自己的价值取向锁定在民间美术研究上，而且一旦锁定，便再也不肯打开。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是十分突兀、十分罕见，甚至被人认为是“荒唐”的。
说到美术职业者的梦，以倪宝诚的才情，他首先想到的应当是中国漫长绘画发展史上那些如林的大匠。他们驰名世界的佳作或狂放、或精雅、或富丽、或淡远，是东方艺术的极致和阳春白雪，让我们从其笔墨、气韵、章法中发现艺术家的魂魄和对自然与人生的感悟。倪宝诚可以以这些大师为楷模，或者以拉菲尔、罗丹、凡高这些西方绘画界的泰斗作为自己艺术的标尺。他也可以因身在文化界艺术部门的便利，用心经营，追求位阶的日进。随着官位的攀升，对于艺术家，他是官员；对于官员，他是艺术家，两方面都可占尽风光，这是中国官文化在千百年前早就决定了的。他甚至更有条件选择成为艺术品和买家之间的掮客，游走于他们之间，以获取属于自己的那份收益。
然而倪宝诚却刚毅而决绝地选择了民间美术的收藏和研究，开始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生涯，数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
在中国历史上，在上层社会的眼里，民间美术历来是俚俗、简单、粗糙、不登大雅之堂之俗物。这种观念的偏颇引领并长期垄断着社会意识、文化习惯和审美倾向，以至于这种广大劳动人民在漫长农耕时代集体创造、集体传承的艺术，既不能登大雅之堂，也从来没有与艺术象牙塔里的语汇发生过关联。这种排斥大众的意识，毫不遮掩地表现出社会认识和文化视野的肤浅、狭隘和短视。“五四”之后，曾有过一些文化人朦胧地意识到民间文化的价值，并涉足过收集和研究，但他们的声音在已经定型的社会意识里显得柔弱而苍白。到了 “文革”时期，民间艺术更被斥为封建异端，在某些特定时期甚至受到了疯狂的虐待，浓重的杀气弥漫在中国大地，民间艺术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民族文化的惨痛，莫大过于此。
那么，倪宝诚为什么还要固执地、义无反顾地坚守着这个既无利可图而又困难重重的行业呢？我想，这种无以言表的、用功利主义无法理解的挚爱，首先来自于倪宝诚作为一名在大众文艺战线上工作多年的美术专业干部，由于其意识深处对大众文艺工作的性质、宗旨和自身职责的深刻理解，促使他把保护优秀民族文化传统，视为忠诚于大众文艺工作的责任和神圣使命。其次，来自于一个美术专业干部，善于发现民间美术中真、善、美的特质，能够精准地把传统绘画之精粹与传统民间美术视为中华民族艺术之“两翼”，主体即中华民族本源文化，两者密不可分，休戚相关，能够正确地阐述和处理“雅”与“俗”的辩证关系，对此，倪宝诚作为河南民间美术学会会长，多年来在培养河南民间美术工作干部的理论素养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长期以来，为什么人一旦接受了教育就立即变脸，立马藐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劳动者所创造的文化呢？难道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从那个共同的原始洪荒里走出来的吗？难道所有的上层文化不都是从那海洋一样深广的民族、民间文化的本源里升发出来的吗？怎么突然就有了贵贱之分呢？于是，这种始源文化渐渐被社会认知偏见的厚厚尘土所掩埋。百姓文化在地层之下沉默着，只有个别人能听到它的呼吸，听到这种呼吸的人是文化的先觉者。现在看来，其实每个人的血液里都潜伏着这种始源文化的基因，它只有在特定的人的身上、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被激活。比如大雁怎么知道何时飞向南方？是谁告诉它们季节的变换？而我们又怎么知道何时应该勇敢地前行？像候鸟一样，我们内心深处也有一个声音，需要我们 侧耳聆听，就知道何时应该迈向未知的方向。
倪宝诚在为民间美术事业拼搏多年的过程中，由热爱到理性思考，再到大彻大悟，经过了漫长的历程，其间他也经历过任何凡人都规避不了的“舍”与“得”的矛盾与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让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以“坚守”而毕其一生。
其实倪宝诚之所以能够成为先觉者，得益于他数十年如一日，不怕苦和累，反复到农村田野调研的累积，从农村遗留的习俗中，获取远古文化传承的点滴信息，从实践中收获真知。他能从朱仙镇木版年画中，诠释出它历经千古所承载的大量历史人文信息；从豫西民俗剪纸里发掘出“黑色文化”的源头和华夏民族在三千多年农耕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所共具的人文信息，并从中找出其共性与个性特征的嬗变过程；从淮阳泥泥狗、浚县泥咕咕中窥见到远古先祖的图腾信仰和生命意识；从豫西民间刺绣中的精湛技艺与深刻的民俗文化内涵中，感悟到它质朴、隽永的，只有古老的中华民族才具有的真、善、美……
这是一双融汇着学识、审美和智慧的眼睛。
知之弥深，爱之弥切。到了后来，这种对民间艺术的深邃理解，渐渐内化为一种责任，把对民族、历史、文化和艺术的责任，种植在自己的心田里，生根、发芽，成长为参天大树。到了这种境界，倪宝诚真的也就欲罢不能了。
这种责任原本应当是社会的责任、大众的责任、官方的责任，但社会、大众、官方无言，那就由这个小人物来担当吧。小人物所作的十分有限，这就是过往时代民间文化的悲哀。
倪宝诚的选择之所以显得“另类”，是因为他比别人悟得更深刻、看得更透彻，从而也更淡定。他把浮华和亮丽留给了别人，把苦涩和艰深留给了自己。数十年的沧桑岁月，春天那带雨的梨花，夏日山涧湍急的溪流，秋季萧瑟天际的南飞雁阵，冬天雪地里那刺骨的朔风，都曾见证过他丈量乡野小路的脚步和黑发渐变为满头银发的沧桑背影。那对被埋藏太久的民间文化的呼唤，使他一刻不敢停歇，饿了啃一口干粮，累了在村落里与艺人同榻而眠。他像一条鱼儿，这里有足够浩大的池塘；他像一棵树，这里有足够丰腴的土地。山洼乡野凡有一点名声的艺人，几乎全都认识这个姓倪的老头，他们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和朋友。月白风清之夜，他们一起坐在葡萄架下那婆娑的月影里，一壶酽酽的茶水，两支辛辣的香烟。多年来，他被这种诗般的意境和情感陶醉着。此时此刻，倪宝诚对我说他是最幸福的。
当下少数浮在上面的专家是专门坐在书斋里、电脑前做学问的人，他们先有理论的成见，然后再到乡间来走马观花，为自己的论文填充内容或寻求牵强附会的实证，然后发表、出书、评职称、涨工资。艺人们从他们那里感受到的是居高临下的傲视和矜持，以及他们那包裹在矜持里的功利之心。
而对于倪宝诚而言，他是先有田野，尔后才有理论和感悟的升华。田野就是他的家园，如鱼儿与水、鸟儿与天，田野就是他心灵和情感的皈依，他与乡野中的农民早已融为一体， 须臾不可分离。
对民间文化的漠视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等到社会从农耕文明急速地转向现代工业文 明的时候，随着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所出现的文化理念提升，我们才开始了迟来的社会文化反思。从把民间文化斥之为封建异端而对其漠然视之，到将其看作人类文化的瑰宝；从少数个人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到上升为国家乃至世界的整体文化行动，我们最终认识到，这种长期农耕时代广大劳动人民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寻常日子里集体创造、集体传承的文化正是我们民族的共性文化，浸润和濡染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今天，它携带着久长而又深厚的历史人文信息快速走来，成为当代文化的底色和根源，成为道德传统的基石，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文化身份以及巨大凝聚力、亲合力的载体，成为我们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和民族根基。而传统的民间美术则是一幅农耕民俗文化中的精彩画卷，是一曲美丽而浪漫的民间乐章，散发出草根艺术的独特韵味和芳香。它在艺术上本 质地带有粗犷自然、质朴无华的地域印记，就像产生民间美术的母体——那一望无际的原野和庄稼一样。历代人民群众创造了民间美术，人们用这种五彩缤纷的希冀和想象来作出他们对未知世界的乐观解释，抒发他们的丰富情感，寄托他们对幸福、尊严的追求，从中折射出我们的先辈——人类社会拓荒者的思想、信仰、情感、生活状况、人文心态、道德标准和审美倾向。
我们为这种民间文化的正名等了上千年，而这种正名是由我国一批能够敏锐感知文化痛点、发现文化病灶的文化先知们促成的，其中就包括倪宝诚。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化界才重新发现了倪宝诚。当我们召开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的时候，当我们评审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时候，当我们对民俗文化进行大规模的文化积累和传播的时候，凡涉及民间美术，大家就想起倪宝诚这一眼文化的深井，每汲一桶出来，都是富有营养的乳汁。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人，因为只有他可以评估、可以判断、可以解析、可以寻找到每一种民间美术样式的文化源头和历史踪迹。
几十年在布满沙砾和泥泞的乡间小路上的跋涉，几十年的明珠深埋，几十年的笔耕不辍，几十年的文化坚守，他从来没有想到放弃。我们从他温文尔雅、貌似柔弱的外表里，感受到的是他那颗坚强的心。他受到过许多挫折，但他不是那种受到挫折就折断的人。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罗列一下他所获得的主要荣誉：1988年获文化部“民间美术工作开拓者”称号；1992年获文化部、劳动人事部“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工作者”称号；同年被评为 “河南省劳动模范”；2003年获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突出贡献奖”。此外，还有许多学术专著获得各种奖项。
罗列之后，有两个慨叹：一是这些荣誉都是改革开放后得到的，说明他在此之前大量的文化探寻受到了怎样的轻慢和冷落。二是比起那数十年对民族民间文化含辛茹苦、终生不渝的守望，这些荣誉远远不能补偿他。然而，倪宝诚从不计较这些，因为有来自山野和乡间朋友和兄弟的情谊温暖呵护着他，有大量研究的成果和等身的著作慰藉着他，有数以万计的民 间美术品收藏陪伴着他，他始终觉得充实而满足。
最后我想，如何给倪宝诚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下一个非官方的评定。中原民间美术研究泰斗？这个称谓显得过于公式化，而且冰冷、欠缺情感。其实他就是那一眼文化的深井。近年来，常听到把文化做大做强的口号，但鲜有人强调把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做深做细，这样做来做去的结果，只能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将成为一个又一个缺少深刻内蕴和精致的巨大而粗糙的空壳。文化的基本品性是深且细，所以我以为：应当在这个浮躁的现代社会环境中倡导“打深井”的精神。有无数深不可测的文化之井布满在文化的原野上，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文化岂能不强大？！充盈在倪宝诚先生文化深井里的其实就是他的一腔对民族文化的火热情怀。
（作者夏挽群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