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次的东京之行，我心怀一个愿望：挤出时间到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看一看他们对中国古版年画的收藏。
早在16年前，我们在做全国木版年画所有产地的文化调查时，曾经还雄心勃勃地把调查的外延伸向海外。我知道，世界上珍藏中国古版年画的国家不少，其中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和日本。于是亲自聘请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李福清先生和日本的中国版画专家三山陵女士担负俄日两国的调查工作，由于他们于此研究甚精，又倾尽全力，居然将这两国存藏于各大学府和博物馆的中国古版年画调查得一清二楚，并井然有序地整理出来。
由此，我产生了对这些收藏部门的兴趣。访问圣彼得堡时我专门探访了冬宫博物馆和俄罗斯地理学会。要知道，这些部门的此类藏品向来是秘不示人的。然而，三山陵的能力确实高人一筹，当我向她提出，想要到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看中国年画，还想访问一下柳宗悦先生创建的日本民艺馆，很快就收到三山陵的回信，她竟然帮我联系好了，并说对方都很欢迎我去。中日学界的交流向来友好。
其实，早稻田大学藏画的精品，大都已被三山陵收入她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日本藏品卷》中。这座大学图书馆的研究员小林邦久先生还写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中国民间版画资料》一文，言简意赅地介绍了该馆所藏中国年画的概况及由来。但我还是想一睹藏品原件，看看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虽然这座有着百年以上历史的图书馆规模宏大，庋藏中国古版年画的却是一座矮小而宁静的老楼，半隐在一片簇密的大树中。楼中过于娇嫩的浅红色地毯使人走上去不免小心翼翼。小林邦久先生看上去谦和内敛，一身灰色的衣装透着清雅的气质。他引我进入一间四壁皆空的阅览室，那里却早把我期待的藏品放在一张宽大的书案上。除一叠大幅的年画之外，还有厚厚一本“画册”—这便是我点名想看的《惜字帖》了。一个V型的包着软软厚布的书架是专门用来阅读这件古籍的。
这部两本厚厚的《惜字帖》不是印制的图书，而是实物的帖册，因此更具珍贵的文献性。据三山陵介绍《惜字帖》的作者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兰学家—森岛中良先生（1756—1810）。
当时森岛中良先生身居九州长崎，长崎是日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由中国和荷兰运货到日本的船舶都在这里卸货装船。森岛中良发现来自中国的船舶上常常会带来一些花花绿绿的木版手工的印刷品，如商标、广告、单据、帖纸，甚至还有升官图和年画，美丽又新奇，带着“异国的风情”，便心生爱惜，一张张收集起来，粘贴在一个本子上。这中间有一张“敬惜字纸”（古人劝人尊敬和珍惜有文字的纸张的帖子）。大概森岛中良认为这帖子的意思正好符合他的行为，因此取名为《敬惜帖》。
森岛中良不会想到他这个做法，会给后代留下许多历史信息。比如当时中日交流贸易的内容，如药品、绸缎、香料、丝线；再比如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如风习和年俗。《敬惜帖》上的两幅年画都是戏剧内容。一是《误入天台》，来源于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刘阮遇仙》；一是取材于《说唐》的《三锤急走裴元庆》，明清以来都被改编成广受百姓欢迎的戏曲，也自然是年画热衷的题材。这两幅画明显是苏州的“姑苏年画”，但与受西方版画影响的那一类强调明暗和立体感的姑苏年画不同，在风格上属于缘自本土刻书业的版画。形象平面化和程式化，写意画法，强调传神，人物动作受民间戏剧影响。墨线之外，多用灰、蓝、黄套版。这是清代中期姑苏年画一种本土流行的风格。《敬惜帖》中有一张版印的广东买线（二百包）的单据，上有“嘉庆四年”的年号，正好印证这两幅年画的年代— 也是这种年画风格流行的年代。
这类画的尺幅较小，三山陵给我借来一把尺子测量一下。一幅28cm×28cm，一幅17cm×20cm。我们发现，日本所藏的这类年画（如海杜美术馆等）尺幅也都在30cm至40cm左右，但具体的大小却不相同，不像清代中期以后，各地年画盛行起来，为了适应大批生产，画幅的尺寸便逐渐规范起来。
依我看，清代中早期的姑苏年画风格明显分为两种。一种是吸收了西方铜版画的技法，讲求明暗与立体感。这些画主要是为出口西方而绘制（或直接来自西方的订制），故在“口味”上着力迎合西方。特别是应用者多为贵族或皇室，故画面趋向华美、典雅、精细和“写实”，尺幅也较大。这种画伴随中日贸易往来，传至日本后，也得到日本一些人士的喜爱，故这种风格的版画的遗存多在欧洲与日本。
另一种便是《敬惜帖》上这种尺幅不大的版画，基本上是苏州本土应用的年画。没有任何追求“西风”的痕迹，地地道道是本土的审美与情趣。尺幅不大，与当地普通民居较小有关。由于中日贸易往来，自然而然地流传到日本，受到日本人的喜爱，故在日本有一些收藏，但欧洲很少收藏。可是，由于这种年画在本地是消费性的，不被重视，历久经年之后，反倒无处可寻，故很珍贵。
小林邦久给我准备的另一些年画都是杨柳青的“贡尖”，少量的“三裁”。这是他们藏品中的重头戏。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十分严谨与精心，对一件藏品的来路、入藏时间、断代，都有确凿的记录。这些杨柳青年画基本上创作于清末民初。与闻名于世的俄罗斯学者阿理克收藏的年画的时间差不多，或略晚一些。阿理克的收藏来自他直接到杨柳青镇购买（1907），早稻田大学的藏品一半来自私人捐赠，一半来自从日本社会的采集。可见日本人对中国民俗艺术一直抱有兴趣。
这个时期的杨柳青年画大多具有炒米店（所谓南乡三十六村）的色彩。清末民初是中国年画的极盛时代。杨柳青年画的批发市场，由镇内转向交通四通八达的炒米店。故而这一带村民都善画，春夏种地，秋后作画，画好就拿到炒米店卖。炒米店的大道通往东丰台，然后出关入东三省，再往外一边卖到俄罗斯，一边卖到朝鲜半岛。杨柳青年画在历史上的文化张力，今天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小林邦久说日本人有些杨柳青年画是从朝鲜半岛买到的。这条路线值得考察与研究。
由于早稻田大学所藏杨柳青年画属于晚清炒米店制作，手绘上多为“写意”，精致一些的也是“小写意”。但在色彩的搭配上很考究，错落有致，对比鲜明，整体性很强。民间画工用笔不同于文人，更加情感化，因而使这些历经一个多世纪岁时的画作，一张张掀开时仍觉乡情扑面。其中一幅《寻父丁郎打夯歌》是南乡老店义成永之作，义成永是杨柳青名店。我在18年前（2001）做年画抢救时就在南赵庄找到义成永的传人杨立仁老先生，如今老先生依然健在，家族技艺传承有序，画店也还在印画，因而使我看到这幅《寻父丁郎打夯歌》时甚觉欣慰。
此后又看过一些出名的“京百份”和台湾米街的纸马，便谢过小林邦久先生起身告辞。我向他道谢，为的是让我看了这么多历史的宝物，也为了他们如此珍重我们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