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间文艺工作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收集、整理过程中，首先应该立足田野，与我们的文化共命运。民间文化在田野，不在书斋。专家应该在产业和市场的前面做源头记录的工作。保护文化遗产，不是拿它发财，而是要留给后人共享。我们必须要让后人知道原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记录。自始至终伫立于田野之中，才使得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成果达到如此厚重与充分。

其次要为民间文化作学术的支撑。知识分子最知道我们五千年的精华是什么，也知道什么是我们文化真正繁荣的源泉。任何文化都分为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两种，精英文化是经典的，而民间文化是需要专家帮助和支持的。如果没有专家支撑，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自己并不了解该文化的重要性，需要专家来解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有1000多项，据我了解，起码2 / 3的文化遗产背后是没有专家支撑的。

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文化良知就要成为强音，专家学者要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勇于承担责任，走进民间帮助艺人传承与弘扬民间艺术，这也是知识分子的时代担当。

我经常会问：“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文化意志？ ”现在的“非遗”保护经常会和“政绩”结合，转化成GDP，这就失去了其推进文明及繁荣自身的重要使命。

最后一点是呼唤文化自觉。如何避免“文化自觉”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我认为，文化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于人类的意义必不可少。我曾经呼吁：当社会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当先清醒。知识分子对社会文明和精神负有责任，没有责任感就会浑然不知，有责任感必然深有觉察，这便说到了知识分子的本质之一，即先觉性。先觉才会自觉，或者说自觉本身就是一种先觉。我们说责任，当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去承担。保护不仅是专家的保护，而是要去促进全民的保护。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众才是文化遗产的真正主人，而我们——无论是政府、商界还是专家学者，都应该以局外人的身份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中。这其中，政府的定位是统筹管理，学术界是科学指导，而商界则是在科学保护基础之上进行适度参与，政府、学界、商界，任何一方的过度参与，都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主传承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存在于民间文化中，民间文化既是现代民族国家整体文化的基石，也是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基石，是一种文化生命。当前，我们必须调整现代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对保持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进行通盘考虑，遵循民间文化的内在理路，以本土民俗文化的有序开发促进中国整体性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民俗文化与现代经济之间的张力性共存。

我们现在常把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并提，这十分必要。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同时又有各自的内涵。文化自觉是真正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和自觉地承担；文化自信的关键是确实懂得中华文化所具有的高度和在人类文明中的价值。否则自信由何而来？当前文化发展存在两大障碍，一是文化政绩化，另一个是文化产业化。文化直接影响着社会文明与全民素质，不能为了畅销、票房、收视率，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和“疯狂的GDP”而放弃文化固有的尊严。

（摘自《 “非遗后时代”保护是学者的时代担当》）

（冯骥才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