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喜可贺，可敬可赞，可读可演，可圈可点。”看到《中国民间文学大系·说唱·辽宁卷（一）》（以下简称《辽宁卷（一）》）的正式出版，第一时间向它的主编崔凯表达了这样的心里话。这，既来自我对编纂者的真诚敬意，亦源于我对这卷书的一腔热爱。编纂、出版这样一卷具备经典品质的书谈何容易？我透过它首先看到的是一群对中国民间说唱文学怀有真挚情感与责任担当、有深入研究的科学方法与十分严谨的治学态度、有真知灼见与独到见解、“不吃现成饭，不怕费周折”而令人钦佩不已的辽宁人。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民间说唱文学宝库中，地处东北的辽宁绝对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举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二人转、东北大鼓、子弟书、莲花落、太平鼓、相声、评书、西河大鼓等说唱形式或者起源、发祥于辽宁，或者被辽宁百姓喜闻乐见而逐渐流行于东北乃至全国。从这样的视角看，《辽宁卷（一）》的首先出版，显然给正在紧锣密鼓编纂中的全国其他省卷起到了示范、样板与推动的作用。笔者打开卷本，便被其吸引，以至于爱不释手、感慨万千。

 

情感朴实。《辽宁卷（一）》让我透过它的文字，愈发清醒地认识到：朴实、朴素的情感，是维系中国民间说唱文学之生命繁衍数千载的根基。当在其中看到《哪吒闹海》《长坂坡》《野猪林》《劈山救母》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名字时，犹如阵阵春风扑面而来，温馨之感油然而生。我们中国人有几个不是聆听着它们，吸吮着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营养而长大成材的呢？ “离开了麦子地就断了琴弦”，这是民间说唱的一句艺谚。《辽宁卷（一）》带给我的最大感受是：民间说唱文学与平民百姓欣赏情趣之间是一种“不隔语不隔音，最要紧的是不隔心”的情缘。

 

语言生动。情感决定了方向与目标的选择，而方向、目标则决定了这卷书编纂者的态度及其方法。《辽宁卷（一）》告诉我：语言只有生动、鲜活，才能被它的基本受众——大众百姓所喜爱。 “腔无新旧，悦耳为上”，只有被观众开心地接受，民间说唱艺人才可以收获到自己的开心。比方东北大鼓《凤仪亭》的开场：“三国纷纷起征尘，龙争虎斗变乾坤。汉献帝为君多软弱，朝出董卓老奸臣……”四句朴实无华的唱词，不但把时间、环境、人物叙述得明明白白，且还让我们感受到了淳朴率真的“东北风” 。这种说唱文学的重要特征，在《辽宁卷（一）》中俯拾即是。它让我联想到，有些曾经被“文人”整理、改编的作品，为了强调、凸显所谓的“文学色彩” ，很多都失去了民间口头文学的这种基本特性。显然，《辽宁卷（一）》在编纂中注重其大众性、鲜活性、趣味性特色的“回归”，于是我们才欣喜地看到相关艺人口述文本及他们演出音频与视频的资料。

 

个性鲜明。看罢《辽宁卷（一）》，愈发认识到说唱文学“乡情乡音”的个性，它富有极强的地域文化色彩。比方说，相声虽是发源于北京、天津一带的说唱艺术形式，但流行到了东北辽宁便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次被收入其卷本的《邪批三国》，是沈阳已故相声艺术家王志民的演出版本，它与天津相声艺术家苏文茂演出的《歪批三国》，结构、语言等皆有比较大的差异。读它，让我再次领略到艺人因地而异“把点开活”与“一遍拆洗一遍新”的独有智慧与魅力。说唱文学的最大价值，是娱乐功能与教化功能的协调、统一，所以素有“老百姓开心钥匙”的美誉。由此，其结构、情节大多都具备“四两拨千斤”的巧妙，能像钥匙开门一般打开听书人的心灵。《辽宁卷（一） 》凸显出了说唱文学将“说什么与怎么说”“有意义和有意思”充分融合的鲜活特色。

 

价值不菲。一边阅读《辽宁卷（一）》，一边随手写下读后感：可读、可演、可研、可传……入选篇章无不情感朴实、言之有物、韵味隽永，情节生动鲜活且引人入胜，处处散发着东北辽宁黑土地的芳香。不管散文体还是韵文体，所读的作品无一不彰显着它们皆是辽宁民间艺人在说唱做艺、传承实践过程中之“传本”的鲜明特色。其中除了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经典之作之外，还看得出编纂者的用心良苦，以至于站在保护和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立场上，整理、收录了濒于失传之作，旨在方便对辽宁地域文化、说唱文学有研究兴致的人研究、参考。在韵文体作品里读到子弟书《艳红柳》时，为了给研究者与后人提供阅读、演出、传播的便利，编纂者竟在两页多点的唱词背后加了41条注释，之后还对唱词提供者韩小窗作了详尽的介绍。编纂者的“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阅读时写下了四句话留给自己：好的民间说唱文学一定是通俗故事的演绎而非空洞概念的灌输；好的民间说唱文学一定是永恒价值的弘扬而非昙花一现的表现；好的民间说唱文学一定是深刻人性的揭示而非肤浅情节的叙述；好的民间说唱文学一定是典型形象的塑造而非人物事件的罗列。

 

德国哲学家加达默尔说：“进行理解的人必须要有卓越的宽广视界。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读《辽宁卷（一）》时在想：编纂者肯定是一群富有开阔“视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