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一则新闻，是说江苏阜宁县三灶镇有一位陶姓老人，他有两个儿子。按照当地的习俗，老人早早就和两个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子分了家，自己到县城郊区租了间房，收起了垃圾。晚年，老人和两个儿子商量，准备回家养老。可是却没想到，两个儿子谁也不肯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不得已，陶老汉又回到自己租的小房子。老人看儿子不孝，今年春节后不久，当其临终时，自己穿好寿衣，把辛辛苦苦捡垃圾换来的20万元现金藏在寿衣里，孤独地去世了。得知老人去世的消息，两个儿子前来处理后事，没多想就将父亲的遗体直接送到火葬场。等到火化后，火葬场的工作人告诉两个儿子，20万元现金同他父亲的遗体一起火化了。哥俩这才彻底傻了眼，明白了因自己的不孝，使父亲宁愿把钱带走，也不留给子孙。这则新闻发人深省，因为像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新闻报道中也经常提起。可见传统的孝道观正在接受现实的考验。
另外我们也从新闻报道中看到，慈孝文化是近几年来比较热门的话题，特别引起各地政府部门的重视，这和我们现在生存的现状有关。特别是和全民道德观、伦理观的重建有关。
孝道、孝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也是亚洲以及东方文化的特色。去年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在湖北孝感召开了以孝道文化为中心议题的国际会议。来自东亚及南亚各国的学者带来不少关于孝文化在本国传承的研究论文。特别是“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学者的论文，向我们展示了亚洲孝文化的历史渊源和演变，体现出这些国家对孝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同时也证明传承既久的孝文化，是构成家庭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因为尽管民族和国别不同，但应该看到孝是涉及家庭伦理、个人情感，社会道德的行为规范，也可以理解为社会的语言和行为模式。它对人们的行为有着极强的约束力，遵循孝的社会规范，个人会得到修身，家庭会得到和睦，社会才能得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孝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如果从孔子算起，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孝文化对中国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的产生、传承和发展，适合中国特有的国情，即儒家思想、儒家伦理，表现出鲜明的东方特色。这种特色在《孝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当然，东西方文化在道德伦理上是有差异的。“五四”时期，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曾引起过争论。1921年梁漱溟先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9）一文，认为“孔子的伦理，实寓有所谓絜矩之道（絜矩，指度量、规矩，引申为法度、规则。——引者）在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使两方面调和而相济，并不是专压迫一方面的，若偏敬一方，就与他从形而上学的根本道德不合，却是结果必不能如孔子之意，全成了一方面的压迫。”又说“西洋人是先有我的观念，才要求本性权利，才得到个性伸展的。但从此各个人间的彼此界限要划得很清，开口就是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谁同谁都是要算帐，甚至于父子夫妇之间也都如此，这样生活实在不合理，实在太苦。中国人态度恰好与此相反。西洋人是用理智的，中国人是要有直觉的情感的；西洋人是有我的，中国人是不要我的。在母亲之于儿子，则其情若有儿子而无自己；在儿子之于母亲，则其情若有母亲而无自己；兄之与弟，弟之与兄，朋友之相与，都是为人可以不计自己的，屈己以从人的。他不分什么人我界限，不讲什么权利义务，所谓孝、佛、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梁先生从哲学的观念，首先肯定了孔子关于孝道的伦理是受“絜矩之道”约束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使两方面调和而相济，并不是专压迫一方面的。”其次，在社会伦理上，比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重理智，中国人重感情。西方人追求法理、权利、人和人之间彼此划清界限，处处以我为中心，强调个性；中国人却相反，他们在处理父母、兄弟之间的关系时，完全从情感出发，不计较自己，屈己以从人。这也就是中国孝文化所体现出的舍己为人的价值观。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一直延续到今天。在去年的孝感会议上，也有欧洲国家的学者参加，他们的论文就很难以孝道为论题。所以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如此重视和谐的孝文化，实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难道不值得发扬光大吗？
但是现实与我们祖先的期望差距太大。对照中国今天的现实，孝文化传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中国孝文化，在经历了社会的巨大变化之后，产生了文化的断层。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几乎颠覆了中国的孝道文化。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处在一种相互的猜疑，相互攻奸之中。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情怀，儿子可以揭发父母，与父母划清界限；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婚姻破裂；兄弟之间亲不亲，阶级分。什么尊老爱幼，尊师爱生，成了资产阶级的温情，受到批判。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观察现实时，大家都在感叹社会道德的滑坡；感叹金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魅力。为了金钱可以不顾廉耻。金钱崇拜，享乐主义成了当前社会的普遍现象。对于孝，社会存在着个人、家庭、社会等不同层面的理解。
其实孝文化不仅关系到个人品质的养成，还涉及到家教、家风的形成。家庭中的个人，主要通过孝文化的浸染，达到“修身”的目的。修身的主要课题是侍奉父母，报答养育之恩。通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又由“修身”达到“齐家”的目的；经过修身、齐家，可以走向社会，为社会服务，以致“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孝文化修炼的全过程。如果一个人连“修身、齐家”都做不到，他能“治国平天下”吗。看看目前落马的诸多贪官，就会明白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丧失了孝文化提倡的伦理道德，为人们所不齿。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孝文化的实践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全民道德价值观重建的长远之计，系统工程。现在我们提倡“依法治国”，古人曾提倡“以孝治国”，以孝治国不是不要法制。只有全民站在道德、伦理高度，法治才能产生它的效应。法是用来保护道德、伦理底线的。
中国的孝文化是大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它不仅涉及个人、家庭、社群，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古人曾将它上升到“以孝治国”的高度不是没有道理。实际上是将孝文化确定为个人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的行为准则。今天我们惊讶中国道德伦理滑坡，发出许多感叹，实则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否则表现出在孝道伦理建设中的不自信。中国的孝文化内涵是很厚重的，即便是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冲击，它不可能消失殆尽。在民间，孝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得到家庭或社区民众的普遍认同。重建孝文化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今天面临的问题是：
第一、重新建构孝文化的价值观。
中国孝文化的核心是培养人们的爱心和感恩之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家庭伦理；尊老爱幼、邻里相帮、尊师爱生、扶困济危等讲究的是社会伦理；爱国图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讲的是国家伦理。这些都是有孝文化引申出来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将个人、群体和国家伦理联系在一起，缺一不可。其次，孝文化形成的过程是修身、齐家、服务国家。社会发展到今天，物欲横流，金钱、权力至上，慈孝价值观必然受到冲击，要修补、延续孝文化传统，首先要从重新构建孝文化价值观做起。孝文化应该成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价值观应该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
第二，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环环相扣。
中国孝文化的传承、传播主要是在家庭中进行的，而且教育对象主要是儿童，成年人是施教者。只有在少年时期接受孝道教育，成年后才能践行孝道，传承孝道。古人比我们聪明且懂得教育规律，知道孝道教育要从家庭、教育入手，从娃娃抓起。《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朱子家训》等都是启蒙教材，绝非成人读本。《二十四孝》故事是全社会宣讲孝道文化的教材，甚至在丧葬仪式上，都不放过宣讲的机会。
教育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一般来说，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三者是互相衔接的。而我们现在的教育三者互相脱节。比如家庭、学校总是教育孩子怎样做人，怎样做事，包括了孝道教育。但是当他们学业有成，走向社会时，所受的教育在社会上完全行不通。我的一位研究生回家乡做田野考察，大概是接触了社会各式各样的人，回到学校后对我讲：“老师，我要学坏，不然在社会上混不下去。”社会变成了染缸。更有甚者，许多家庭几乎放弃了家庭教育。许多年轻的母亲，生孩子要请月嫂，孩子两岁送幼儿园，再大一点送学前班。上小学了，要参加各种培训班。父母的责任似乎除赚钱付各种学费和培训费外，别无义务。因此，传承孝文化，首先要从教育着手。使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很好的衔接起来，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道德，这是孝文化传承的基础。当今社会物欲横流，贪腐成风，道德观念淡薄，不改变这种社会风气，孝文化所体现的爱的精神便不能得到传承。
第三、要认识孝文化实施的严峻性。
中国的孝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被批判的对象，甚至一概否定它的合理性，这就造成了今天道德观、价值观的混乱。要改变这种状况，非一日之功。特别是中国社会传统的家庭结构已经解体，家庭小型化；计划生育造成的“四二一”家庭模式，丧失了家庭养老的能力；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老龄化，对老人的抚养、孝敬，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成为全社会的责任。当然，孝文化不只是养老问题，它关系到社会道德伦理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化工程，中国孝文化从形成到社会的认同，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今天要恢复这种已经被破坏了的传统，需要统一规划、认真实施。就是从现在抓起，恐怕没有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的努力，不会取得成效。
孝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作为无形文化财，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已经成为濒危状态，尽管形势严峻，也应竭尽全力抢救、保护这一养育了中华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