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寒食-清明节的祭祀文化很丰富，也很复杂，当然也就有点纷乱，很有文化整合的必要，进行知识谱系的建立和文化共识的达成。

中国的端午节，虽然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多种说法，但是纪念屈原成为主流的形式，大家是认同的，传播面非常广。端午竞渡，两千多年来，从凤舟到龙舟，舟船竞渡也是共识。端午节从来就是正能量，几乎没有异议。

但是寒食-清明节就不同，寒食是一个良俗还是陋俗，其争议延续良久。清明上坟扫墓与否，也是极富争议，唐朝皇帝提倡，但是臣子反对，到顾炎武时代还在《日知录》里斥责扫墓行为。这种矛盾是礼俗制度的坚持与与时俱进的矛盾，也是不同价值观的矛盾，以及权利诉求带来的矛盾。

直到新世纪，人们对于寒食-清明还是态度迥异，就是到了寒食-清明节成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清明节成了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后，竟然还是有人说：寒食是陋习！清明节要革除陋习！不要烧纸，不要供饭，要使用鲜花祭祀，等等。

清明节负载着强大的文化功能，我们不能在吵吵嚷嚷中，忽略了清明文化传统传承的大业。建立寒食-清明文化的知识谱系与祭祀的实践体系，让这个节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承担其使命。

寒食-清明节，是中华民族成员祭祀权利平等的重要节日。在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的制度体系里，平民祭祀先祖，感恩前辈的权利十分有限。有权有势的人在庙里祭祀祖先，没有庙的庶人，墓祭上坟是无奈的选择。唐人建立这样的制度，给了上坟和墓祭以合法性。这是大唐王朝的胸怀。国家法定节假日清明节的设立，实际上是继承了这一伟大传统。清明节对于社会道德建设家风建设，其意义不可估量。国家层面祭祀先烈，是对为国家与民族献出生命的英雄的缅怀和报恩；国家祭祀炎帝黄帝伏羲女娲，是对于人文祖先与创世领袖的缅怀与感恩。清明祭祀的微观与宏观方面都是做得较好的。

地方政府、企业、学校等中观层面是民众赖以生存的机构和土壤，是一个最值得感恩的处所：单位提供了个体的生活资源，为生计所系、发展所系。这些企业、单位和学校等，都有其开创者与牺牲者，是单位和地方的先贤、乡贤。地方与单位的参与构成了清明祭祀的强大腰身，构建了清明文化的完整谱系。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建立中国寒食-清明节的国家-地方与单位-家庭的祭祀系统十分迫切。

祭祀层次与祭祀对象系统也有待完善。如黄帝祭祀，我们当下的规格还有待提高。秦汉以来，历代帝王祭祀黄帝，或亲临、或委派代表，两千年来的中国最高领袖祭祀黄帝，俨然是一传统。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过去的层次，这与黄帝的崇高地位及其应该享受到的身份不符。

节日的传说与神话一定是节日必须讲述的问题。相对于屈原投江龙舟拯救粽子祭祀故事系统广泛流布，介子推护卫文公隐居绵山火焚致死的故事的知名度在当下要低很多。屈原的爱国主义忠君思想传播及其广泛，龙舟粽子两大节日符号与仪典，每年端午节辉煌上演，都在讲述屈原故事，这就是行为叙事与景观叙事。

对于清明节来说，节日的主角不是介子推，而是国家层面的黄帝炎帝孔夫子，家庭层面的列祖列宗，以及社区层面的乡贤先贤。对于山西之外的地区，寒食-清明节的故事主角的叙事分散，介子推故事怎么能够广泛传播开去呢？清明节缺乏整体性的神话传说的有效推广，缺少整体性的节日食品系统的认同，缺少一些民族整体参与的共同对象祭祀的仪式，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但是清明应该祭祀的对象远比屈原更重要。怎么说，屈原的忠君爱国都不如炎黄子孙的叙事更为重要。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缺乏基本文化常识的所谓学者还在鼓吹什么黄帝是汉族的祖先，黄帝是中原汉族的祖先，祭祀黄帝会伤害少数民族什么的，根本不了解中国各族人民已经祭祀黄帝为共同祖先几千年了，黄帝是人文之祖，而这些人散布的是落伍的种族论意识，所以一方面各族人民在清明节祭祀黄帝，庄严神圣；一方面少数缺乏常识的学者出于沽名钓誉的目的，冷言冷语。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代表，所以我们称自己是黄帝子孙，是认同黄帝的德治文化，这可是基本常识。

中国清明祭祀应该是一个系统，不是零散的小型活动。节日的发生之灵魂人物应该得到祭祀。我们的节日——寒食-清明是一个系列。清明祭祀神灵的第一位应该是介子推，他是寒食-清明之神，忠孝之魂；其次是炎帝黄帝孔夫子，他们是民族精神的化身；然后是各地乡贤先贤与先烈，是忠孝文化的地方楷模；最后是各家各户的列祖列宗，是各家各户最需要感恩的对象。这是四个层次的祭祀对象，前二者是全体民族需要共同祭祀的，第三层次可以各地不同，家庭层面各家不同。这样便形成了统一的多彩的寒食-清明文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清明祭祀，岂可不慎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