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节俗文化中，七夕是一个非常独特且具有地方性特色的节日，它不仅产生的历史非常古老，而且在传承过程中，与各种文化相互交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突出自己的时代特征的同时，还表现出鲜明的汉民族农耕文化传统和对性别文化的认同和确认。在南北朝之后，七夕由农耕和祭祀型节日，逐渐演化为以女性为主角，以乞巧等为主题的乞巧节或女儿节，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性节日。
在汉民族众多的节日中，七夕独具异彩，其中尤以妇女乞巧为盛，故又有乞巧节或女儿节之称。从其源起、传承、变异和衰落的整体演变轨迹中，我们可以发现七夕的递变历经了极其复杂的过程，它从最初功利性强烈的节日类型，如时季性、农事性、祈丰祭星的事项异化分离，逐渐转变为娱乐性突出的节日类型，尤其是牛郎织女神话给它带来了凄美的节日效应，这是其他节日所少有的。今天，只要我们历史地、客观地考察七夕节俗的源起、发展、嬗变和衰落的真实的传承路线，就可反观渗透其中的深层的古老的文化意蕴和传统因袭的观念意识。七夕，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的符号，积淀着汉民族深沉的精神内核。
牛郎织女节日神话传说的产生，有着深广的社会根源和基础，渗透了关于男耕女织的理想社会观念。牛郎织女是农耕社会的典型代表人物，而织女的心灵手巧又符合经典农业文化对妇女自身的要求，它与封建社会对妇女的伦理规范相一致，深为人们所接受，牛郎织女的神话因而成了七夕节俗里的传统象征符号。
牛郎织女神话的产生有一个过程，最初的织女、牵牛只是两个星座的名称，后来演化为主宰农作物的星神。 《史记·天官书》 “织女，天女之孙也。 ”星神也有人间一样的血缘关系。至汉末古诗《迢迢牵牛星》终于进一步人格化、人情化，产生了两星相恋的爱情故事，善良的人们不满于结局的凄凉，编织了喜鹊搭桥的情节， 《岁华纪丽》引《风俗通》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髦，因以梁渡织女故也。 ”可见经代代传承，牛郎织女的神话渐渐完整成熟，从而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牛郎织女的神话积淀了汉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伦理观念以及对妇女心灵手巧特殊地位认同的观念。首先，牛郎织女正是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的代表人物，在道德伦理上初步体现了对自由恋爱、破除等级门户束缚的向往，同时也深刻揭露了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所造成的根深蒂固的礼教约束。天河的不可逾越，正是礼俗势力顽固性的体现。而最终的一年一度的七夕相会，与其说是人们善良美好意愿的表达，不如说体现了这种善良美好的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凉的失落感。
自始至终，七夕的牛郎织女传说带给人们的是既喜又悲的心理感受，既有今夕团聚的欢快，又有相聚不易散则易的惆怅、失落。这种甜蜜的忧伤气氛充溢着七夕节，人们既能感受到难得一聚的惊喜，又能体验到人生缺多圆少的永恒的悲凉，从中顿悟生命中许多哲理的悲剧性的亘古之谜。由于这种既喜又悲心理体验的强烈性，从而产生了为永恒团聚而祈求的美好愿望。
七夕乞巧事象的产生，有着两条传承线路的发展轨迹，其一，七夕节原先的时季性的农事祈丰行为进一步发展，由祈星求丰逐渐衍化为乞求智巧；其二，由于牛郎织女神话的深入人心，节日传说中的织女形象令广大妇女又怜惜又敬慕。这种对织女的既敬又怜的情感，转化为对织女心灵手巧的仰慕，于是，由牛郎织女节日传说的一再促进，七夕节终于衍变出乞巧的事象，并经历代相承，成为七夕特定的唯一主题，使得七夕的文化意蕴发生了一次嬗变，终而成为乞巧节、妇女节或女儿节。
乞巧事象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在长期的男权主义封建社会里，妇女应该心灵手巧的观念，既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男人的意愿，又是妇女们自身的美德规范之一，所以，乞巧的活动在封建社会里极其流行，盛况空前。
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明皇杨贵妃每年到七月七日夜都在清华宫设宴，这个时候宫女一律手捧瓜果酒馔站在院子里，向牵牛星织女星求巧，同时，每个人各自去捉蜘蛛关在小盒子里，到天亮的时候打开盒盖观察蜘蛛网的稀密程度，把它作为是否得巧的征候：蜘蛛网密的得巧多，稀的得巧少。民间群起效仿，成为习俗。当时皇宫中用锦缎结成高达百尺，上面可以站数十人的楼殿，上面陈列瓜果酒菜，设立坐具来祭祀牵牛、织女二星。嫔妃们各自拿九孔针、五色线对着月亮穿针，穿过了就是得巧的征候。而南唐后主李煜更是别出心裁，每到七夕求巧，一定命令百工用红白丝绸竖起月宫天河的形状，等晚上求巧结束了，才把它收起来。至宋时，富贵人家大多在庭院中扎起彩楼，叫做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菜、笔砚、针线，或者儿童写的诗，女郎呈上她们的巧手制作，点上香祭拜，称之为乞巧。妇女对着月亮穿针，或者捉小蜘蛛放在盒子里，第二天观察盒子里的蜘蛛网，如果蛛网圆正，就说她得巧了。明清时一如往时，可见乞巧在历史上曾经风靡一时。
乞巧的具体细节，如果加以仔细考察，还有许多繁琐细致的讲究之处，如如何判定已乞得巧？ 《荆楚岁时记》 ：“有喜子（蜘蛛）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也有的捉来小蜘蛛放于盒内，次日清旦观看织网之况，蛛丝越密得巧越多。 “对月穿针”是另一种扣人心弦的方法，所穿的针用金银铜铁特制而成，有五孔、七孔和九孔针，能将线飞速穿过去的为得巧。正如唐朝诗人祖咏《七夕》所写：“对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试看。 ”还有的地区则端一盆水，放在太阳或月亮之下，投针在水中，看针浮水面时盆底的影子。如《帝京景物略》所载：“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 ”这些乞巧里的细微的节俗规范，说明乞巧事象不但在历史上流传久远，而且流传地区也极广。
乞巧是我国妇女心灵手巧的写照，也是妇女们在长期压抑的专制之下，要求提高自身价值的变异形式，而这种乞巧的变异形式，却依然走不出妇女自我束缚的怪圈。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妇女对自身价值的再认识，心灵手巧不再是妇女的唯一美德标准，当妇女们自我个性意识觉醒时，乞巧的事象也就渐渐淡化，以至在现代生活中，七夕的乞巧成为名存实亡的遗迹，如清末余杭女子陈炜卿在《七夕诗》里写的：“梧桐金井露华秋，瓜果聊以节物酬。却语庭中小儿女，人间何事可干求？ ”代表女性的某种觉醒和对乞巧的冷淡态度。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七夕乞巧事象的逐渐衰亡，七夕作为妇女的节日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而成为过迹了。七夕节发展到今日，人们除了只是想起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之外，它最初曾有的文化意义终于全部失却，于是，七夕节也就变得几乎与平日无异。
七夕作为一种民俗事象，它的产生、发展以及渐衰的传承演变有着多种因素。七夕，从最初始的时季性的原委和农事为本的祭祀仪式的选择，以及这种星辰崇拜的世俗化、人情化，到产生关于牛郎织女的优美凄凉的神话，并转化为乞巧乞智求祈女性各种人生美好愿望，它们都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历史的必然。
陈华文（浙江省民协副主席、浙江师范大学教授）